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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命旨归》

详细阐述唐宋时期三命八字理论的师门秘抄

 
 
 

日志

 
 

梅山文化与蚩尤  

2017-02-16 16:37:54|  分类: 法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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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山教的法术叫做梅山法,在湖南地区被广泛应用之后,再由湖南法师迁移到其他地区,结合当地的法脉,又变出了很多混合梅山法。例如:江西地区的“茅梅法”(茅山加梅山),福建地区的“闾梅法”(闾山加梅山)四川地区的“鲁梅法”(鲁班加梅山)、广西地区的“瑶梅法”(瑶山加梅山)等法。
  
  梅山法是国内民间法术里面最完善的一个法脉,其法之大、影响之深是很少见的。虽是发源于湘中古梅山地区,但几千年来湘西广西贵州等西南少数民族及东南亚国家都信仰梅山教,都广泛应用各种梅山法术。所以说梅山法是“法术大全”一点也不为过,其阳法和阴法都具备,包括攻击、防身、抗打、斗法、治病、和合、打猎、讨债、表演、蛊术、解禳、祈福、收禁、迁坛、收魂、招魂等等。
  
  而在湖南当地最着名的法术应数“梅山水法”,即梅山“先天符水”,笔者曾经在新化采访康氏巫术传人玉尘子,据说他们能用此法术可致病也可治病,可驱鬼也可招鬼,可合婚也可拆婚,非常神奇。其法术科仪被称为“梅山傩戏”,目前“梅山傩戏”已成功加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梅山文化的弥贵在于它是长江流域文明发展的动态存留,是不同文明时代文化的交融堆积。一方面它是渔猎农耕巫傩文化的遗存,是典型的伏羲神糯炎帝文明文化;另一方面又是黄帝芈姓熊氏家族在长江流域的继承发展,从而又大量吸收黄帝后黄河流域文明文化的新型血液,是典型的炎黄文明。梅山文化的根深深扎根在长江流域文明的发展流变之中。
  
  梅山文化渊源于湘中的梅山地区,大致相当于现今的新化、安化、冷水江、涟源四县市的全部和双峰、新邵等周边部分,总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现讲“梅山”,主要指新化、安化一带。本文主要涉及新化的古文化遗址。
  
  新化秦属长沙郡,汉为益阳县地,隋属潭州,唐入邵州,五代、宋初,“为梅山蛮踞”,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朝廷采纳湖南转运副使蔡煜所奏,乃以“怀柔之策,工复梅山,建邑置吏,以上梅山置新化县。
  
  从悠久的历史遗存看,新化县槎溪乡朝阳村雷公山出土了包括第四纪古脊椎动物东方剑齿象等多种动物化石,说明几万年前这里衍生着生命;在圳上乡的观音洞遗址和茶溪乡云霄桥紫宫洞遗址的发掘中,可以看出其文化堆积层厚分别为1.5—2米,文化遗存说明新石器时代这里即有人类居住劳作繁衍。在横阳、茶溪乡和大洋江三角洲墓及龙爪塘大桥下,出土的青洞礼器和青铜斧、剑等兵器和汉、唐、宋以来的县城内出土的壶、瓶、钱币等,以及最近在县城开发发掘中的厚达2米以上的文化层,都说明了新化县在县城在唐宋时期已是具有相当规模,经济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新化尽管属“蛮峒”,但其文化基本上是融入了楚湘文化之中的并与之同步发展的;可以这样说,梅山文化实质上就是楚湘文化在新化的具体表现,它蕴藏于这里的民族同情(如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娱活动)、民间艺术(山歌、民谣、传说、武术)、山水景观(如大熊山),古建筑(明清以来的县城、北塔、杨氏宗祠院落、龙潭桥)等等,这些都是梅山文化的标志性实体。因此,我想说,梅山文化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融入在各种物体中的物化了的文化积淀;这是一笔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的宝贵财富、保护、发掘、整理、研究这笔财富,使之有利于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才是今天我们讨论梅山文化的主旨。这种标志性的历史文化,是祖辈留给我们今人的“家当”,如何使其发扬光大,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点,保值增值,是当今城市建设中新的课题。
  
  梅山文化最初表现为一种村落巫教文化,是古梅山人们解释、征服大自然及社会生活的生动记录。在他们眼里,水势湍急的资江,云烟环绕的山林皋壤,都是神灵出没的所在,祖辈流传的远古神话和奇异传说,似乎都有着现实的真实性和迷人的神秘色彩。他们好巫,信奉以自己的祖先盘古为教主的梅山教,并有系统的神、符、坛、演、会和教本,施教的男神叫张五郎,又名开山五郎,女神叫白氏仙娘。梅山教徒按职业分成三类,所谓“上路梅山,张弓挽弩;中路梅山,追山赶猎;下路梅山,捞鱼摸虾。”教徒习惯在腰带上悬一木雕或骨雕的梅山祖师形象,求得福佑,遇难呈祥。他们崇拜自然、图腾、祖灵。据载,当时新化奉家、横阳、天龙山、圳上一带村落中有虾蚣庙、白马庙、南山庙、枫林庙、石神庙、孟公庙、奉山庙及梅山公庙等30多外。他们重祭祀,小至上山打猎、下水捞鱼,大至造屋架桥、婚丧喜庆都要先举行祭祀仪式,而在祭祀和传教诉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特别是歌谣和舞蹈。现今还在湘中一些地方流传,融演唱、舞蹈、武术于一体的“搬开山”便是在祭祀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堕唐以前,梅山峒蛮在祭祀梅山神时,祭祀人头戴羊角帽身着百衲衣,戴假面具,扛开山斧,杀雄鸡,口唱有一定程式的韵文颂词。这种祭祀演唱就被称为“搬开山”。唐以后,发展祭祀人身着僧袍道服,执长柄柴刀,锣鼓声中,上下左右起舞耍刀,舞姿粗犷,节奏自由,动作生活论,有时还揉入“乌云盖顶”、“枯树盘根”等武术动作,歌舞中夹独白,有时还与敲鼓打锣人对白,内容多为生活琐事和趣闻,其演唱形式与内容既诙谐成趣,又庄重严肃。宋代曾在新化推行过王安石新法的章淳在《开梅山诗》中就以“川堂之鼓当壁穿,两头击鼓歌声传”的诗句,记录了这种“群众文化”的盛况。当时在梅山村落中普遍流行的渔鼓、地花鼓、三棒鼓、丧鼓等至今流传,在新化荣华、横溪一带,婚丧喜庆等民事活动中,还时兴请铜鼓沙锣班子吹吹打打,以自娱娱神。
  
  歌谣是梅山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梅山村落的社会变迁、人情风俗大都是用歌谣来体现反映的,具有传史记事、传递信息号令、传教礼俗、交流情感等多种功能,因而有洞本歌、族歌、宋师歌、樵歌、猎歌、开山歌、黄本情歌等。“歌本三千又七百,歌有八万七千零,红黄蓝白传后世,黄本情歌打头行。”足见歌谣数量之多,风气之盛。在今天新化奉家、水车一带山区村落中,村民在集体劳动时,就有一名腰挂铜锣的歌手击锣而歌,为劳动者助威鼓劲。梅山歌谣分平腔、花腔、高腔、波罗腔,风格粗犷、泼辣、激越、诙谐,具有原始的野性美,思想内容上较少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表达方式上则显得蛮野、大胆、任性,调式以羽、徵为主,跳跃性强,节奏自由,唱起来犹好听一股陡急的山风扑面而来,嘹亮、清新。解放后,在湖南第一届民间艺术会演中,新化山歌对唱《海棠花》和女声独唱《神仙下凡实难猜》获得了一等奖。
  
  武术是梅山文化的另一重要内容。古老的梅山居民主要靠渔猎维生,狩猎的格斗、铺杀技能正是梅山武功的源头。梅山峒蛮长时期“不服王化”,峒主们雄踞一方,教民习武,外御强敌,内务狩猎,个个体魄强壮,好武喜斗,勇猛异常,相传十峒主中符天锡、李天保、赵天祥等均有万夫不当之勇。北守新化置县之后,老峒民与迁居的汉民杂居,斗争非常激烈,人们习武更蔚然成风。清代是梅山武术的高峰期,朝廷武官、江湖侠客辈出不穷,廖满山、燕子鸟等名武把式威震遐迩。梅山武术有大红、二红、梅城拳、梅花桩等十几种拳术套路,具有“桩势稳如山,擒拿猛如虎,进退快如风,身段活如龙”的特点,同时,它极期注重武德修养。自古以来,梅山武术在强身健体、惩恶除暴、抗击外侮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梅山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珠地域文化,在数千年的形成和流传过程中,已渗透到这一带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左右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因此,发掘整理和正确评价梅山文化,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梅山文化多次接受过楚文化、中原文化的撞击和融合。在改革开放、山门洞开的今天,梅山文明一定能去芜存菁,为华夏文化添光加彩。
  
  梅山文化起源
  
  梅山文化,是湘中地区自远古到今一直保存较为完备的一种文化形态,是梅山地区人们世代创造、传承的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性民族文化。它属于中国文化两大主流之一的荆楚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支流,与其他区域的文化共同构架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要了解梅山文化,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梅山”?
  
  所谓“梅山”,是一个历史的地域名称。据《宋史·梅山蛮传》记载:“上下梅山峒蛮,其地千里,东接潭(潭州,今湖南长沙),南接邵(邵州,今湖南邵阳),其西则辰(辰州,今湖南沅陵),其北则鼎(鼎州,今湖南常德)。”即今天的洞庭湖以南、南岭山脉以北、湘、沅二水之间成西南—东北走向的资水流域—雪峰山区。土地面积近5万平方公里。
  
  那么,这片地区历史上为什么被称为“梅山”呢?目前,为大多数人肯定的一种说法是:春秋战国时期,湘中地区是楚王部众居住地,楚为芈(音Mi)姓,楚人居住地为芈山。而到秦汉时,梅因助汉高祖灭秦有功,故封侯,所封之地即为湘中山地(今新化、安化一带)。人们把他所据之地称为梅山,这又恰好与当地Mi之音吻合。之后,积习成俗,这片土地就被称为梅山。
  
  宋代之前,梅山地区因山高林密,民风强悍,“语言侏离”,交通不便以及当时的统治阶级实行封锁政策,故“不与中国通”。这里的人民过着原始农耕、渔猎生活,形成了带有浓厚的巫文化色彩的原始、封闭的土着文化。当时这里的居民以瑶族人和其他土着居民为主。
  
  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蔡煜、章惇开梅山置新化、安化两县之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均有意往这里移民,梅山地区逐渐成为汉、苗、瑶、土家等多民族杂居之地。由于生存空间的相对封闭和族群的相对独立,900多年来,深厚悠远的土着文化和历代移民带进来的外地文化不断整和、交融、同化,形成了丰富多彩而独具特色的梅山文化。梅山文化以远古渔猎文化为基石,在古老巫术外衣的包裹下,有着自己独特的民间文化与民俗特色,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性烙印。它对于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等领域的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梅山文化虽发源、形成于古梅山地区,但作为一个文化体系,它的流传地却远远不止古梅山的范围。在我省,它的覆盖面积达四分之三的地域,同时还几乎涉及到中国南方的许多省份和诸多民族。目前在北美、西欧、南澳、印支半岛等地,也相继发现了梅山文化传播的踪迹。
  
  梅山文化内涵
  
  梅山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宗教信仰;二是生活习俗;三是反映梅山峒民的劳动、生活,表达思想的文化方式,或称为文化载体。
  
  宗教信仰梅山人信奉原始宗教“梅山教”,它具有系统的神、符、演、会和教义。他们信奉的男神是梅山张五郎。张五郎,又叫开山五郎,是梅山祖师。相传他是狩猎能手,开山修路的巧匠,抗击外侵的英雄。他长着一双反脚,倒立行走,飞禽走兽都是他的传令兵。人们将其雕像敬奉于神龛上,逢年过节,进山巡猎,抗击外敌之前,必先祭祀一番,此习历千年不变。梅山人信奉的女神则有众多,流传较为广泛的是白氏仙娘、梅婆蒂主和梅山猎神梅嫦。这三位梅山女神不曾受封建伦理约束,原始性极强,展示了人的本性。
  
  民风习俗独特的民族风情,是梅山文化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梅山地区分为上峒、中峒、下峒三个部分,不同的地区其生产习俗也略有不同,“上峒梅山上山打猎”、“中峒梅山掮棚放鸭”、“下峒梅山打鱼摸虾”就体现了他们的各自特色。除了生产习俗,峒民们有着自己的婚嫁习俗和丧葬习俗,峒民在治病、驱魔、婚丧时以鼓锣相击。逢年过节或喜庆丰收,全峒男女一起吹吹打打载歌载舞,一连数天。此外,梅山人还有喂饭怪俗、诅咒骂俗、炒虫俗、喂烟习俗等独特的习俗。可以说,梅山习俗千奇百怪,五彩缤纷,是其他区域所不曾有的,尤其是黄河流域不曾有的。
文化载体梅山文化是一种古老的巫文化,该地域的口头文学非常丰富。尤其是一些古老的神话传说、史诗、歌谣和民间艺术等,可谓是中华文化遗产大观园里的朵朵鲜花。
  
  梅山峒民们表达思想,传递信息,反映生活,记事传书,甚至宗教教义都用歌谣表现。梅山歌谣,组合起来,就是梅山人历史的再现和写照。在记事传经方面,他们有峒事歌、族歌、节气歌、樵歌、秧歌等,这些歌或直传史事,或细唱传文,或详述经历,或明教事理。如史诗《酒歌》有3000多行,内容包括天文地理、部族迁徙、人伦教育、民情风俗等,是一部综合学科价值极高的史诗。梅山诗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立足生活,想象丰富,意境奇特。同时,音节匀称,顿数整齐,具有音乐之美。小孩从懂事起就由父母或兄弟姐妹教唱,以代代相传。这些诗歌和《炎帝传说》、《神农传说》、《孟姜女传说》等诸多传说一道都是中华民间文化宝库中的颗颗明珠。
  
  作为梅山文化中的艺术,也五彩斑斓并独呈风采。如变化万千的剪纸艺术,被称为民间美术一绝的滩头年画,梅山文化区惟一的表演艺术———布袋戏,等等。
  
  梅山文化保护与利用
  
    梅山文化是楚巫文化中的一颗灿烂明珠,其影响之大,辐射海内外。但是,由于社会物质化程度加速,民众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迅速变化,再加上时间的不可逆转以及民间老艺人的相继去世,许多梅山文化的事象和民俗珍品正在迅速流失或消亡。那些记录着宝贵文化信息的的古老建筑正一处接一处地拆毁或坍塌;老一辈视如珍宝般传下来的器具、经籍、谱牒正一批接一批地毁坏或流失,而古老的民间绝艺、风俗习惯、渊源典故和方言谣谚,则因为年轻人的无暇顾及或不屑一顾,正随着老人的辞世一项接一项地断传或消散。因而,梅山文化的保护问题迫在眉睫。
  
  对于梅山文化的研究,其价值远不止于学术意义上的认识作用,从上面例举的事象来看,其可利用价值是多方面的。
  
  可以利用其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繁荣我们的文艺事业。如着名花鼓戏《刘海砍樵》就来源于城步白水洞的“刘海故事”,明代的《杨家将演义》的许多章节来源于城步“杨家将”系列故事。如今,梅山文化区神话传说故事可继续为小说创作、戏剧创作提供源泉。众多的歌谣可丰富音乐艺术,花瑶服饰绣绘、滩头年画等可为美术创作提供素材,“布袋戏”、“傩戏”则可为戏剧脚本、综合表演提供艺术营养。
  
  可以利用其独特民俗风情及自然风景名胜,推动旅游事业的发展。“旧不与中国通”的梅山文化区多为奇山、异洞、古木、怪石以及原始古朴的自然村落,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而原始风貌极浓的民俗风情又为这些旅游资源赋予了神奇瑰丽的人文背景。二者结合,极富旅游价值。若加以适当地开发,如修建“梅山文化民俗村”,将奇特的民俗风情合理取舍,浓缩其中,必将对游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此外,梅山文化中的民间中草药单方,亟待医药界进行研究,为现代医学发展服务。简捷而古朴的民间武术,古老而简朴的民间冶铸、制陶和织染术,等等,也都具有不小的开发空间。
  
  值得高兴的是,在社科学术界,自从在1988年5月召开的“中国长江文化研究会”上,“梅山文化”的学术地位正式确认后,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梅山文化的研讨由区域性范围扩大到全国性乃至世界性范围,这为梅山文化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在记者的采访中,许多专家呼吁要建立多样化的保护机制和保护手段,利用现代高科技成果,发挥资料馆、音像、图片等特殊功能来保护这些民俗珍品。难能可贵的是,许多学者还一边呼吁一边亲入田野发掘抢救。
  
  在梅山本土,一些地方政府也相继作出了积极反应:邵阳市和隆回县筹划举办新一届梅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冷水江市专门组建了“梅山蚩尤文化研究中心”,征得了40名志愿者展开抢救性的田野调查;新化县则由县政协牵头扩充了原“梅山文化研究会”机构,举全县之力打造地方文化品牌……
  
  可以预期,随着国家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正式启动,梅山文化课题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开发必将乘风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梅山文化深厚的历史基奠
  
  梅山文化深深扎根在长江流域文明的发展流变之中。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远的有燧人、有巢、伏羲、神糯、炎帝纵横驰骋,创造了大九洲全球文明文化一统世界;近有“三代”周朝三位开国帝文王、武王和成王之师的熊鬻、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之师老子、中国第一诗人、世界四大古代诗人之一的爱国主义大诗人屈原,等等。有长江流域如此生生不息深厚文明的滋润,才有梅山文化深远悠长的文化底蕴。随着炎帝势力的消弱,黄河势力的进一步迫压,糯民逐渐分化成夷,夷又进一步分化成“百越”、“百濮”,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苗、瑶、壮、土、彝、侗等少数民族,不断潜入深山老林之中,“上峒梅山上山打猎”、“中峒梅山掮棚放鸭”、“下峒梅山打鱼摸虾”,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梅山文化中的笃信鬼神、祭祀先祖、多神崇拜正是长江流域古糯民的万物有灵、原始崇拜、原始宗教、灵魂归祖、传统习俗的传承。湖南怀化洪江市高庙文明遗址,2005年发掘时,清理出一处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目前世界发现的最早的大型祭祀场所,再现史前宗教祭祀场景。[4]
  
  梅山文化与黄帝家族
  
  黄帝家族入主中央帝后,出于统治的目的对四方夷进行贬损压制,四方夷概念到“三代”后“夷”逐渐具体化成“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而黄帝家族在长江流域的传统“芈氏”分支逐步形成了楚的主体;正因为这样,后来黄帝家族在长江流域的分支也同样成为夷系受到打击。如尧舜时鲧因与海外地中海沿岸的炎帝系共工作战失利而受到打击,被中央政权诅咒成切不烂煮不熟的肉“鲧”,又赠以“梼杌”贬号,意为木头疙瘩,“梼杌”为“楚”一音的来源。后大禹承父遗志治水西征地中海沿岸取得成功,东归才继承帝位,并背弃了尧舜时期的“禅让”制,让儿子夏启继位建立夏,又废除贵族联盟议会制,这也是这一家族对先皇杀其祖父“鲧”不满而所做的反应吧。《诗·小雅·斯干》有:“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这些诗句披露的信息是什么?黄帝熊姓罴氏,由男姓替代以往族姆入主中央帝,掌管四方,从此民间由此联系起妇女身孕时如果梦见熊罴则为生男之预兆,梦见虺蛇便为生女之预兆。[5]
  
  黄帝家族以“熊、罴、貔、貅、貙、虎”为图腾的六大部落又是当时的准军事力量。熊山(湖南新化大熊山)正是熊氏家族的“熊、罴”部的兵营所在,如果是冬天穴门打开,则必将兴兵举事了。黄帝登“熊湘”之时,也许“蚩尤”部众还迎接同祖同根的胞族“天子”的到来,不满归不满,礼节是礼节。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果然后来这里又是蚩尤起兵举事的地方,只是这次可是针对中原黄帝的起兵,可谓是黄帝的“谪系”造反了,由此蚩尤也成为苗瑶九黎族的首领。斗争是长期的,长江流域的好汉一个个前赴后继,刑天虽被黄帝断首,但“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执干戚以舞”。蚩尤势力是长江流域炎帝势力消弱后在中华本土与黄帝族进行抗争最惨烈的,历史必然留下不少记忆。海外地中海沿岸神糯炎帝共工势力与黄帝势力也是长久之争,共工撞坍不周山,古希腊、罗马文明其也实正是黄帝势力地中海斗争胜利的另一硕果。看看刑天、蚩尤、共工,那个不是顶天立地、气傲山河的英雄,这也就是梅山文化、湖湘文化的精气、血性所在,所谓“楚有三户,亡秦必楚”是也。事物的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体,炎帝黄帝是矛盾,但后来走向联合;黄帝蚩尤是矛盾也统一了,蚩尤失败,但黄帝族还是要选用蚩尤家族,并以其画像威镇四方,可见蚩尤之威。因此,梅山文化中即有黄(帝)老(子)的道家,又有蚩尤的尚武,就不足为怪了。[5]
  
  梅山文化与蚩尤
  
  神糯时代晚期的炎帝时期,黄帝部族在西北、中原一带向炎帝势力发走“夺权”的斗争,取得成功。因为是继承权的宗族理念上发生的根本的转变,由上万年的女系继承权转变成男姓继承法则,这是根本常纲的改变,引起全球糯民体系如此激烈的反应在情理之中。但炎黄蚩尤部族本又是同根同系,都是长江流域伏羲、神糯的子孙,因此炎黄联合,蚩尤部族代表长江流域、代表女系神权的抗争战败后,蚩尤部族又是黄帝系中重要的管理者,管仲把蚩尤说成是黄帝的“六相”之首,是最大的臣子,相当于今天的总理。《管子·五行篇》载:“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为使当时,大常察于地利,故使为禀者……”。并且连蚩尤手下部将如与黄帝大战时的“风伯”、“雨师”都成为黄帝的左右重要使臣。《史记·封禅书》说:“合鬼神于西泰山,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好不威风八面。黄帝入主中央帝后,“炎帝”、“赤帝”这个首领职称又改为了“祝融”,今天湖南境内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主峰即为“祝融峰”,有“祝融祠”,可能为当时司南治所。今天南方少数民族大都说他们的祖先是从北方南下的,这其实说的就是炎黄时代长江流域势力从黄河流域退却的史事。其实不只是南方的少数民族,当时长江流域的糯民是向四周退却,如青藏高原的藏族就是这个时期的炎帝部姜族系向西北西南退却后成为羌族而来,向四周退却的糯民逐渐成为后来所称的四方夷,西北方游牧民族逐渐形成,四方夷又具体化成“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所以蚩尤又成了南方进一步分化后的百越、丰濮、九黎族共同的祖先、首领。[5]
  
  蚩尤特点之一就是战神。但这个战神注定要以反面的人物现场,要不,黄帝主宰的位置往那儿搁。《龙鱼河图》记载:“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马戟大弩,威振天下。”这段有几点信息非常明显,一是点明了蚩尤与轩辕熊氏(因为还没入主中央帝,故还不能称之为黄帝)其实都是末代炎帝朝的实力派臣子;轩辕熊氏实力当然强劲,是当时正在升起的政治明星,将要替代末代神糯炎帝入主中央帝位,也即天下帝位——天子、万邦之君;而蚩尤部众显然代表了炎帝家族长江流域最强实力,部落甚众,有九九八十一头领;因长江流域已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开始用重金属煅造武器,故蚩尤能“铜头铁额”、“造立兵杖马戟大弩”“威众天下”。接着说蚩尤“诛杀无道,不仁不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天谴玄女授黄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以制四方。”说蚩尤“诛杀无道,不仁不慈”基本是属于“胜者王”对“败者寇”的指责,是不需要道义理由的莫须有。蚩尤的武功是不可战胜的,但最后黄帝战胜炎帝并联合标志着历史前进的潮流——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无论蚩尤部众怎样的武功天下,但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蚩尤部众除远走海外的外,中华本土的部众最后还是加入到黄帝的进步行列中来,成为黄帝政权中的得力支柱。所谓“天谴玄女授黄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以制四方”实属史家为黄帝争面子而附会。事实上,黄帝的战胜蚩尤,其实还是黄帝借助于长江流域传统的母系宗法祖制,由族姆娭毑(湖南长沙地方今天叫祖母还是称娭毑)调节,使蚩尤部最后臣服的。《黄帝玄女战法》云:“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胜’遂得战法焉。” “人首鸟形的妇人”正是伏羲神糯炎帝之祖图腾之一的鸟图腾。《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因此说,无论是“玄女”还是“天女日魃”,都是神糯炎帝族的族姆娭毑,反黄帝父系制的蚩尤部众在族姆娭毑的调解下最后放弃抵抗也在情理之中。《龙鱼河图》记载黄帝得玄女兵信神符而擒杀蚩尤之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威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珍服。”由此也证炎帝蚩尤部族在黄帝族入主中央帝前本为天下共主、万邦之君的传统帝承祖族。梅山文化中尚武的传统与蚩尤是密不可分的,熊湘梅山一带又是重金属蕴藏量很大的区域,自古开发冶炼,商代高质量的青铜器大多出自熊湘梅山一带就不足为怪了,且民间铜铁匠自古闻名。 梅山文化与众多民族的关联
  
  梅山文化是长江流域绵延不断的古老文明的活化石,而长江流域古老文明的创造者从伏羲神糯时代的糯民到夷到百越、百濮众多“蛮族”生生不息,一脉相承。我们今天看到的梅山文化的核心地带,如新化、安化等地的苗、瑶民族在中央政权的进攻中向周边撤退迁徙,现住民大多是汉代以来特别是宋朝开梅时从江浙、江西等地迁来的民众,部分留下的苗、瑶兄弟也只得改族放姓,这就是今天梅山中心区域新化、安化一带反而没有瑶、苗等所谓的“少数民族”的原因。新化紫鹊界梯田开发的历史可追溯到先秦,秦汉之际已初出规模,紫鹊界随处是供劳作时休息的茶亭,连海拔最高的风车巷绝顶也建有茶亭,足见当时紫鹊界梯田开发的繁荣兴旺景象。在紫鹊界一带,至今留有许多瑶民生活的遗迹,如瑶人冲、瑶人凼、瑶人峒、瑶人屋场等地名,在山中仍可找到与世隔绝的瑶人石屋遗址。先民们向周边向南退却迁徙的同时又将梯田农耕文明传播:云南有哈尼梯田、广西有龙胜梯田、菲律宾有巴纳韦高水稻梯田、印度尼西亚有巴离岛梯田等等,充分体现了这些民族之间相通相承的关联。[2]
  
  从数理思维解构梅山巫文化
  
  如今,梅山文化集中保存于湖南中部、西南部,从梅山文化的原始数理思维入手,探讨梅山文化的本质特征,解构“梅山”、“张五郎”等梅山文化重要文字(语言)符号的真实内涵,以此来认识梅山文化在湖湘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生成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珍贵的文化人类学价值。
  
  巫“数”文化
  
  “数”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原初思维工具,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莫不如此。中国初民的“结绳记事”,与后来发展形成的易卦数码推演系统,以及西方毕达哥拉斯学派阐释的“数是宇宙的本原,自然界是受数字支配的”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人类在认识“数”、掌握“数”这个工具之前,曾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迷茫的原始数觉(“Number Sence”)时期。何谓原始数觉呢?原始数觉是人类童年时期对“数”的一种朦胧意识,即觉察数之有无与数之多少的感知能力。它犹如“味觉”、“嗅觉”、“触觉”一样,是人的一种本能感觉。
  
  作为一种本能感觉,原始数觉并非人所专有。美国数学家丹齐克研究认为,人和动物都具有某种原始数觉。如,在有些鸟类的巢中如果有四个卵,那么你可以放心地拿走一个,鸟不会觉察;但如果拿掉两个,这鸟通常就会逃走。乌鸦也有某种原始数觉,它能辨别“四”位以下的人数。人类童年时期的数觉范围与某些鸟类一样,也是极为有限的,很少能达到“四”。“所以,在人类文明诞生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三’往往也就成了与原始数觉相应的极限数,并且,因其极限性数位关系历史地常被人们用以表示‘多’的意义。”①许多语言几乎都带有这种早期局限性的痕迹,如英文的thrice和拉丁文的ter,都同样具有双重意义:“三倍”和“许多”。
  
  中国“三”崇拜
  
  在中国文化中,也能找到这种早期局限性的“痕迹”:如,用“三”座山来指代“很多的山”,用“三”棵树来指代“很多的树”,用“三”根火苗来指代“很多的火苗”,用“三”个人来指代“很多的人”——这就创造出了“山”、“森”、“火”、“众”等汉字(在甲骨文中,“山”是“三座山峰”的象形;“森”是“三棵树”的象形;“火”是“三根火苗”的象形;“众”字下边是“三个人”)。在古汉语中,还直接以“三”(以及三个“三”即“九”)来表示“多”。
  
  这种状况反映在中国古代数理思维的集大成之作——《易经》中,就是阴阳两爻的合数和易卦的“单卦”、“重卦”编码都受“三”的制约:首先,易卦的“阳爻”和“阴爻”相加之和为“三”;其次,易卦的八个“单卦”均由“三”根爻叠加而成;再次,易卦的六十四个“重卦”亦均由两个“三”即两个“单卦”进行不同的叠加排列而成。
  
  毫无疑义,在中国初民的原始数理思维发展过程中,曾存在一个无法超越“三”、对“三”充满迷惑、恐惧和敬畏的原始数觉时期。通过对梅山文化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我们惊讶地重睹了那个时期。
  
  梅山“三”文化
  
  梅山文化作为一种原始渔猎文化,浸透了原始巫术的因子。古代的梅山人和今天的梅山巫术承传者们,在进山狩猎前要举行“安梅山”的原始巫术仪式。所谓“安梅山”,即给“梅山神”设坛并举行祭祀。安“梅山”要用“三”块石头或“三”块瓦片架在猪、牛踏不到的僻静地方,或安在“三”岔路口的古树下,表示梅山神在此;土家人安梅山大都选在屋角右侧空坪中的隐蔽洁净处,用岩石砌“三”面墙,上盖一块岩板,前面空着为门;猎人到了山上,如果发现野兽脚迹,要扯“三”根茅草,把草尖挽个疙瘩,放到“三”岔路口,拿块小石压上,这叫“封山(封三?)”;还有的猎人进山之后,随手折一根树枝,向这个山扫一下,向那个山扫一下,再绕自己所在的山头扫个圈(三座山),然后盘腿而坐,口念咒语,名为“下法”。——传说这样做了,野兽就会“迷”路,总是在山里转来转去,不会逃走。②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了梅山巫术的原初仪式对“三”这个数字的广泛运用,更注意到了这个仪式对“三”的运用是将其作为一种神秘力量来“迷惑”野兽!这与古汉语中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诸多中国民间宗教仪式及道教、佛教中对“三”这个数字的用法是不一样的——虽然它们在无意识中也是源于人类在数觉阶段所形成的“三”的心理积淀,但梅山巫术的用法更为古老,是对原始数觉“极限数”——“三”的“迷惑”特性的直接运用,属于一种更典型的原始数觉的“原生态遗存”。
  
  具体运用
  
  梅山巫术中这种用“三”来“迷惑”动物的原始数觉特性,是梅山文化的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这一特征除了在上峒梅山的山林狩猎活动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外,在中、下二峒梅山的水域平原农耕渔牧活动中也有反映。如,具有梅山神力的中峒“活梅山”在放鸭时,要用一根竹尖鸭梢“朝天划三个弧圈,再向前摇晃三下”,据说这样做了,鸭群就会朝着他指定的地点而去;而且到那里后,只“在鸭梢圈定的几块十几块田里的附近范围活动,从不越雷池半步”。下峒梅山巫术活动中“三”的运用要隐晦些。下峒“活梅山”在水田或水塘捉泥鳅时,首先要把捉到的第一条泥鳅的尾巴用口咬断,然后放回水里,据说这样做了,在捉泥鳅时泥鳅就会随手而来;但等到再捉到那条被咬断尾巴的泥鳅时,却不管这时捉到了多少泥鳅,整个捉泥鳅的活动就必须结束。③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举动呢?我认为这也是运用“三”来迷惑捕捉对象的一种巫术行为。这个过程很像易经阴阳二爻的形成和单卦的排序过程:第一条泥鳅表示阳爻“—”,把它咬断则裂变为阴爻“——”,这就恰好构成了一个数字“三”,把它放回水里,就是用“三”去迷惑对象;而再捉到那条泥鳅,表示复得阳爻,即一个单卦(“离卦”)的排序过程结束,所以必须停止捕捉泥鳅的活动。
  
  梅山先民在原始数觉时期形成的这种对“三”的“迷惑”,不仅成为“三峒梅山”巫术的基本构架,更被作为一种神秘力量继承和定格在了梅山神张五郎身上。——在梅山文化中,张五郎就是一个具有“迷惑”法术特征的“倒路鬼”!梅山地区都这样传说:某人走夜路,如果在非常熟悉的地方迷失方向,转来转去又转到原处,怎么也走不出去,那他便是碰到了“倒路鬼张五郎”;因此,张五郎又叫做“倒路张五郎”。
  
  在梅山地区,特别是梅山腹地的安化(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前现今涟源市和新化县的的一部分,古县城一直在现今安化县的梅城镇)、新化等地,人们往往还要在“三”岔路口立一块指路碑,上刻“弓开弦断,箭来碑挡”八个字。一般传说这是为了挡“将军箭”,但“将军箭”与三岔路口毫无关联,因此我认为这最初也应当是用来防“倒路张五郎”的:在下峒梅山,张五郎又称“坛主”,据说他常常用箭射人(梅山人骂人常说:“你这坛主射的!”)。人们在三岔路口的指路碑上刻“弓开弦断,箭来碑挡”八字,便是想以此作为咒语来挫败张五郎的法力,不让他的“迷惑”之箭射中,从而在三岔路口不迷失方向、走错路。
  
  梅山巫术原初仪式中这种用“三”去迷惑渔猎对象的巫术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原始思维互渗律的体现。所谓原始思维互渗律,是一种决定原始社会集体关于它自身和它周围的人类群体与动物群体关系的思维规律。布留尔说:在原始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都具有一种可被感觉到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和作用,并且,这种神秘的属性可以通过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行动,通过接触、传染、转移、远距离作用、亵渎、占据、感应等想象的形式,作用于其它客体、存在物、现象;从而使原来的那些客体、存在物、现象同时既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事物就是通过原始人想象的“互渗”关系彼此关联起来的,在其反映形式上,某种集体表象也就与其他的集体表象彼此相互关联。
  
  作用意义
  
  梅山巫术对“三”的运用,正是企图通过这样一种想象的原始思维互渗关系,把“三”的神秘力量传递给动物。在梅山原始人类眼里,动物和人是同一的,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他们以为:“三”这个数字既然能迷惑人,肯定也能迷惑动物,从而他们在巫术中频繁地使用“三”,用“三”这个迷惑着人类自身的数字去迷惑野兽,以达到猎取野兽的目的。
  
  梅山初民的这种原始思维互渗观念,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梅山文化作为一种原始渔猎文化,从经济形态看,整个狩猎分配过程具有鲜明的原始共产主义色彩;从原始宗教崇拜看,很多原始宗教礼仪保留着明显的原始生殖崇拜内容,因此,在其巫术活动中出现原始思维互渗观念,是很自然的。
  
  至此,就梅山文化的本质意义而言,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原初的梅山文化,是一种以原始数觉极限数——“三”为媒介,借助“三”的“迷惑”力量,通过想像的原始思维互渗关系迷惑对象来开展渔猎活动的原始巫文化。她应产生于中国原始人类的“数觉时期”,是形成中国哲学“一生而,二生三,三生万物”观念的文化源头。而所谓“梅山”,其真实含义应为“媒三”(梅山腹地新化方言“山”即读为“三”);所谓“梅山文化”,其实也就是“媒三文化”。——“梅山”,当为后来的梅山文化圈以外的儒生们记音之误。张五端午
  
  “张五”与“端午”的语言学解析及其所隐含的原始数理文化内涵
  
  张五郎简介
  
  张五郎是大家所公认的梅山神,要完全弄清楚梅山文化,必须对张五郎这一神像所包含的原生文化内涵作更深入的剖析。然而,宋开梅山后,随着中原正统儒家文化及道教、佛教文化的大量侵入,原初的梅山文化有了很大的改变,梅山神张五郎也被融入了太多的儒、道文化内容,以至我们今天对他的研究一直停留在表层而很难达其内里。
  
  诞生源头
  
  关于“张五郎”这个神只的诞生,民间主要有四种传说:1、“从端午节种的南瓜(或东瓜)中诞生说”;2、“盘古——黄斑犬说”;3、“太上老君女婿说”;4、“青州知府张世魁说”。这四种传说明显地有一个从原始文化到道教文化、儒家文化的时间流变过程。后两种传说虽然流传面更广、影响更大,而且直接承传在今天的梅山巫歌中,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这是张五郎之所以为神的本来面目。
  
  前两种传说主要分布在今梅山腹地新化、新邵、冷水江一带和与今绥宁“梅口”( “梅山入口”)毗邻的城步县一带,具有鲜明的远古“葫芦神话”和“创世神话”色彩,比较符合张五郎作为原始狩猎神的时代特征和梅山文化作为原始渔猎文化的文化属性,我认为它们应是关于张五郎的最早传说;第三种传说隐约保留了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期的某些原始文化因子,更多的是反映了宋开梅山后所融入的道教文化内容,标示着道教文化对梅山文化的改造与融合;第四种传说仅保留了张五郎的狩猎神原型,体现了儒家“官本位”文化对梅山文化的强势扭曲和彻底变形——由此产生了一种不伦不类、自相矛盾的文化特征:民间所信仰的关于张五郎的巫术内容是原始时代的,而张五郎却成了具有“儒官”身份的猎户。这种不伦不类、自相矛盾的说法后来成为张五郎传说的主流,经过若干代的口碑相传,以至我们今天的梅山巫术承传者们(包括不少梅山文化研究者)都认为真的是这么回事了。
  
  顺着第一种传说往下研究,我发现“张五郎”之名并不是指“姓氏排行”,而与“端午节”有密切关系,可以说,“张五郎”就是“端午节”的人格化。
  
  词源学考证
  
  我这样说的理由不仅因为在今梅山腹地尚有张五郎诞生于端午节种的南瓜(或东瓜)中的民间口头流传——在这个传说中,他就被称为“端午郎”;而且还因为“张五”与“端午”在语源上的完全相通:
  
  在古汉语中,“张”、“端”二字是同源字,其语义相同,声音相近,可以通用;在梅山腹地新化方言中,“张”、“端”二字同源则更为明显:新化称“正月”即称“张月”或“端月”!
  
  “五”和“午”也是同源字,二字完全同音;“午”与“五”语义密切或即为“五”。《广韵》释“午”:“交也”;《韵会》:“一纵一横曰旁午,犹言交横也”;《仪礼?特牲馈食》:“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注:纵横割也”;《礼?内则》:“男角女羁。注:‘午达曰羁。’疏:‘度尺而午,令女剪发,留其顶上,纵横各一,相通达也。’”——这简直就是甲骨文“五”字的绘形。因此,“端午节”在古代也称“端五节”。
  
  其实,在先秦时期,“张五郎”便称“张五即”——“张五节”。传说他是楚庄王时期的一个巫师,曾成功地为楚庄王求雨,楚庄王很高兴,在“即”字上加了一点,便成了“张五郎”。梅山腹地新化方言今仍称“郎”(男孩)为“即”,如“二毛即”、“猛子即”等;称送节日礼物为“送即”,如端午给岳家送礼称送“端午即”。“即”与“节”一音之转,可见“端午节”亦即“张五节”。
  
  端午节即“张五节”,我们还可以从汉以前传入朝鲜的“端午节”民俗中找到旁证:朝鲜后期学者洪锡谟的《东国岁时记》载,端午节时王家“观象监本朱砂拓天中赤符,进于大内,贴门楣,以除弗祥。卿士家亦贴之。其文曰:‘五月五日,天中之节。上得天禄,下得地福。蚩尤之神,铜头铁额。赤口赤舌,四百四病,一时消灭,急急如律令!’”——据有关学者研究,“蚩尤”是“张五郎”在不同时期的称谓,在今天的梅山傩舞中,梅山巫师仍带着蚩尤面具作为标志。⑤因此,这里所说的“蚩尤”,也应是指的“张五郎”——在梅山地区,张五郎除了是狩猎神外,便兼有给人治病的“巫医”身份。
  
  张五郎和端午节
  
  从梅山地区流传的“盘古——黄斑犬”创世神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张五郎与端午节的紧密联系。在古梅山地区,有这样一个神话传说:张五郎是一条“黄斑犬”(盘古),有一次人类遭遇齐天大水,他为人类抢救稻种,在稻谷堆里打了几个滚,将身上粘满谷粒,想从大水中抢运出来,但最后身上粘的谷粒都被洪水冲走了,只剩下尾巴上粘的那一串没有被冲走,后来人们就用那串稻谷做种子,所以水稻只有上面的穗子长谷粒。这则神话中的“齐天大水”神话元素和“黄斑犬”神话元素,在“端午节”中都有反映:
  
  端午节处于雨水多发季节,今梅山地区仍有每年看“端午水”的习俗。一年一度的“端午水”,承载和传递着梅山先民在远古时期的创世洪水神话中留下的永恒记忆:端午节划龙舟,很可能就是人类在远古时期所遭遇的那场毁灭性洪水中划独木舟救人的记忆残留;而往水中丢粽子,是为了纪念和感谢那只在洪水中为人类抢救稻种的黄斑犬(张五郎)。——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千古文化之谜:粽子为什么要做成有棱有角的样子?以前谁也没有去深究。其实,这就是“狗头”的状形,梅山腹地新化旧时称粽子称“狗头粽”;与此相对应,因蚩尤以“牛”为图腾,新化还有一种很长的粽子称“牛角棕”。因此,粽子应是梅山先民犬图腾和牛图腾崇拜即张五郎——蚩尤崇拜的产物。
  
  姓名推论
  
  由上进一步推论:我认为张五郎的名字隐含着中国原始人类从“数觉阶段”向“计数阶段”突破的一段珍贵的文化记忆,“端午节——张五郎”是中国初民从自然与人事两个方面记载开辟以“五”为标志的计数时代的一个纪念性文化符号。
  
  如前所述,“数觉”和“计数”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若干种鸟类也有一种和人类相似的原始数觉。而“计数”则是人类的特殊才能,可以说,人类从数觉阶段发展到计数阶段,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三”作为原始数觉的极限数,曾经长期迷惑着中国初民,当中国初民的数理思维迈过“三”的门槛,突破到“三”以上的计数时代后,他们开始用积累起来的数理思维经验从天文、地理上重新整合世界,于是产生了“十月太阳历法”和“五方”观念。
  
  “五”是人类思维开发到“三”以后的计数时代所诞生的一个“中心”数。在太阳十月历法中,它是十月时间轴上的“中点”,标志一个太阳年的回归位数;在五方观念中,它是五方的“中心”,标志着五方空间的形成数。可见,“五”在计数时代的地位非常重要,可以说,没有“五”,就没有“十月太阳历法”,也不会有“五方”观念,中国初民将依然处于时空的迷茫之中。因此,“五”,成为中国先民迈进计数时代的重要标志。
  
  进入以“五”为标志的计数时代,应是中国初民一段最难忘却的记忆,因为他们的生产、生活由此而发生了质的变化。为了铭记这段记忆,于是人们将太阳十月历中的五月初五定为“端午节”;而这段记忆的人格化,便诞生了“张五郎”这个原始英雄集合神。因此,所谓“端午节”、“张五郎”,也就是“开五节”、“开五的人”的意思,其用意是标示 “五”的时代的开始或开端。“张”和“端”二字本来就是“开始”的意思。“张”的本义即“开弓”。在现代汉语中,“张”、“端”二字仍保留有如“开张”、“开端”的用法。因此,“张五”、“端午(五)”,其实也就是“开五”或“‘五’的开始”。
  
  然而,虽然“张五”、“端午”都是表示“开五”的意思,二者在表示“开五”的意义上仍是有区别的。“端午节”做为一个时令节气,它居于十月太阳历的中间,主要是从时间上突出“五”的时代的开始;而“张五郎”作为一个原始部落英雄集合神,肩负着为氏族开辟生存空间的重任,则更多地体现了“五方”空间开拓者的特征。
  
  人物身份
  
  在梅山巫仪中,张五郎是统帅着东、南、西、北、中“五路猖兵”的最高军事首领,梅山人的每一次重大狩猎活动,都要念“五郎诀”,请张五郎发“五路猖兵”。“五郎诀”的手诀完整地体现了开辟五方的过程:张五郎的化身——“巫师”先将五路猖兵紧攒于手诀中,然后依次按东、南、西、北、中五方把五路猖兵差出去:右食指表示东五猖,右拇指表示南五猖,左手小指表示西五猖,左手拇指表示北五猖,左手中指表示中五猖。显然,张五郎的“五路猖兵”统帅身份,其实就是“五方”开辟者的身份。
  
  张五郎的这种“五方”开辟者身份,在梅山文化传播区流传很广,如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观音乡等地的《梅山图》中,便有“五方开方先公”。在梅山腹地冷水江岩口镇一带,至今仍流传着“搬锯匠”、“搬五台山”等巫仪,展示的都是张五郎开辟五方的内容。“搬锯匠”表面上讲述的是梅山先民上山砍伐寿木的故事,先沿东、南、西、北四方山依次选材,都没有选中,最后在中方山上选中了,实际上隐含的就是张五郎这个英雄集合神寻找方位,开辟五方的过程。“搬五台山”更加明显地体现了“倒立(倒挂)张五郎”开辟五方甚至八方的“情景”,这个巫术活动由一个身着长衫、头扎红巾的巫师表演,道具是两张梅山地区常见的八仙桌,代表五方和八方空间。巫师先依次将头倒顶于一张平放的八仙桌的四角(四方),身体垂直倒立,然后将头倒顶于桌子的正中间(中方),倒立旋转360度,表示五方开辟成功;接着将另一张八仙桌倒放在第一张桌的桌面上,两张桌的桌面平贴,双脚依次反勾于上面那张桌的四个方位的横枋上,将身体倒挂,最后又依次将头倒立于上面那张桌的四根脚柱顶端,表示八方开辟成功。整个表演过程可谓惊心动魄,充分反映了张五郎这个原始英雄集合神开辟五方、八方空间的艰辛。人物意义
  
  在梅山地区出现张五郎这个标志着中国初民从“三”的数觉时代向“五”的计数时代突破的原始部落英雄集合神绝非偶然。从紧靠梅山文化核心区的道县玉蟾岩遗址的文化堆积层中,出土了1.4万年至2.2万年前的人类最早的原始栽培稻和大量的动物残骸。动物残骸中有许多的鸟禽类骨胳,其个体数量可达30%以上,种类可达10种以上,这在我国早期史前遗址中是罕见的。这说明梅山文化圈的原始人类的思维已经很发达,能认识天时去栽培植物和用技巧发明工具去捕捉鸟禽;而鸟禽食物的获得及稻粮的栽培成功,又扩展了原始人类的食谱,反过来更促进了人类大脑的发育和智力的进一步提高,这就为梅山地区原始人类走出迷茫的数觉时代进入理性的计数时代提供了必要的智力开发的客观物质基础。
  
  今梅山地区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如“牛角棋”、“争高位棋”、“成三棋”、“锁棋”、“豆腐棋”、“裤裆棋”、“夹担棋”、“五行棋”、“五子飞棋”等对促进数理思维极有帮助的古老而奇特的棋艺。特别是“五子飞棋”流传甚广。这种棋艺俗称“卧岛”,相传源于远古时代的抢婚制。梅山远古婚俗,男女双方要在离各自村落一里许的地方布一“卧岛”,即设一“五子飞棋”。我们知道,婚礼是人类繁衍的重要仪式,在婚礼上出现“五子飞棋”,可见梅山先民对人类数理思维的开发是何等重视!⑥我认为,上述棋艺所反映的梅山先民对开发数理思维的重视,是他们得以从“三”的数觉时代跨入“五”的计数时代的主观原因。
  
  综上所述,端午节是纪念张五郎的一个节日,“张五”即“端午”亦即“开五”。“张五郎”的名字铭刻着中国先民从迷茫的数觉时代进入以“五”为标志的计数时代的一段深刻的文化记忆。张五郎作为伴随着中国早期文明的诞生而形成的英雄集合神,他的身上不仅有中国初民原始数觉时期迷惑于“三”的影子,也隐含着中国初民进入“计数时代”后整合世界的丰富的生产生活内容。着名学者萧兵先生说过,每一个汉字都是一段文明发展史。从语言学的角度审视梅山文化,我们看到了梅山文化的一个崭新天地。
  
  倒立形象
  
  在《中国百神全书》、《中国寺庙200神》、《中国鬼神精怪》等书中,都没有收入“张五郎”,这足以说明他的神秘性;在中国有史以来的诸位神只中,张五郎是唯一倒立的一个神只,这足以说明他的奇特性。张五郎这个原始英雄集合神的身上,到底还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鲜为人知的文化秘密?
  
  今天我们所常见的张五郎神像,是一个约五寸高,用木头或葡萄藤雕的倒立形象:手撑地、头朝下,两脚倒伸向上;大都身着官服、头带官帽,有的还描了彩漆。我所见到的最早的张五郎神像,是明万历四十四年由一个叫曾子瑞的人绘在一张近3米长、约15公分宽的“梅山图”上的。2000年,我在新化县宗教办刘伟主任的陪同下,在该县上梅镇青石街袁建和先生家第一次见到了这张“梅山图”(据袁先生介绍,这张图取自一个菩萨的“肚腹”);六年后,我找到袁先生拍到了这张图。这张图上的倒立张五郎神像与今天民间流传的很有所不同,无衣服,头顶一个“三角形”帽,双手撑着一个“离卦”。其右侧是五个鸟头“雷神”像和一个上下长着两个人头的“车神”像,接着是五个手握鸟的裸女“五猖”像;其左侧紧连着两个大鸟头,接着是四只鸟从四角飞向中间的日形光圈图,再接着是两条相对的龙、三个穿兽皮裙的男子像……。这张图充分说明张五郎的来历的确非常古远,他应来自人类文明的原始时期。他的倒立形象绝非像后来人们所附会的那样,是太上老君之女吉吉令其倒立,或打猎时摔下悬崖倒挂树上这么简单,一定铭刻着人类远古时期一段更深刻的文化印迹。
  
  形象意义
  
  我认为,张五郎的倒立形象标示着中国远古人类的一种最原始的宇宙视角。上文提到的今天梅山地区流传的“搬五台山”巫仪中张五郎用头倒立着逐一开辟“五方”的过程,便是这个倒立着观察世界的原初宇宙视角的体现。
  
  很多年前,我曾在一篇叫《〈易经〉与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比较》的文章中论到西方人和中国人宇宙视角的不同,指出其在思维上一个是习惯于“横”着看宇宙,一个是习惯于“竖”着看宇宙。并认为“这可能是受原始思维‘天人同构’观制约之故”。在中国原始文化和古希腊原始文化中,其“天人同构”观已有“竖”式和“横”式之别。在中国原始初民眼里,宇宙由混沌中开辟之时起,就是一个立着的人那样的竖式长条结构。“盘古开天地”的神话很好的说明了这种观念。在这则神话中,天(宇宙),是由盘古(人)站着撑开的。汉字 “天”就是一个立着的“人”。而在古希腊文明的源头之一——两河流域文明的创世神话中,天(宇宙),却不是由站着的人生出来的,而是由横躺着的人生出来的——天和地是英雄玛尔杜克将提亚玛特的尸体横剖为两半所造成的。在文中,我还从西方与中国文字符码排列的区别——西方从古希腊迈锡尼时代线性文字起均是由左至右横排和中国从殷商甲骨卜辞起都是由上到下竖排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这种区分应当是很有深意的。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智慧和思维的物化态,它不只是一种书写符号、不只是人类表情达意的工具而已,它还应是人类心灵中宇宙空间‘形状’的反映。它的排列组合方式绝非偶然,这表现出宇宙空间在人的思维中的坐标位置序列的不同。”
  
  引发问题
  
  倒立张五郎形象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中,有了“两个”盘古视角(如上所述,张五郎亦即盘古),一个是站立着看世界的,一个是倒立着看世界的,这就又多出了一个宇宙视角!到底哪个宇宙视角更早呢?联想到古老的易经卦爻由下到上的排列顺序,无疑“张五郎宇宙视角”更早。易卦为什么与后来的中国文字从上至下排序的习惯不一样,而是由下到上排序的?这也是长期困扰着人们的一个问题。解开了张五郎倒立之谜,或许也就解开了易卦从下到上排序之谜。
  
  我认为,张五郎倒立着看世界的宇宙视角,是人类从母体来到世界上的原初视角,是中国原始人类对人之诞生这种生命现象的一种最初印象。
  
  详细解析
  
  人的胚胎在母体中成形、生长、发育一般有9个余月,称“十月怀胎”。从第二个月到第七个月,胎儿在母体中都是头朝上的;从第八个月到出生前,身体完成往下旋转的过程,双脚蜷局交叉朝上,头部朝下。因此,人出生时总是头朝下倒着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原始人对人类的生殖繁衍特别关注,大量的原始生殖崇拜现象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既然他们特别关注人类的生殖繁衍,也就必然会特别关注人类生命的诞生过程——倒立张五郎形象,就是中国原始人类对人之诞生这种生命现象的一种符号定位,表示人之初始状态。
  
  我这样说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充分根据的:
  
  首先,中国人敬奉的神只雕像一般都有一尺多至几尺高,有的甚至达到几丈、几十丈高(如“乐山大佛”),讲究的都是所谓高大威仪;而倒立张五郎雕像却一律都很小,酷似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
  
  其次,张五郎虽贵为梅山的开山神,但在梅山诸神排位中,他必须安在神龛最下端的地上,不能上神龛,这分明是指状婴儿的倒着落地。
  
  第三,梅山地区民间传言,用一条妇女的短裤,即可破解张五郎的法术。——妇女的短裤,是产门的象征,这一传说亦暗喻母体对婴儿的钳制作用。
  
  第四,梅山人十分重视怀孕生产,梅山巫术中有一整套安胎法术,如“看胎”、“祭胎”、“掏胎”、“收魂”等。在“祭胎”和“掏胎”仪式中,所念咒语都和“五”有关,如“前收五里后收五里,五五二十五里,千五里万五里,祖师收回,本师收回……”;生产时还有所谓“催胎水”法术,法术中的数字亦与“三”有关:在产妇额头上沾“三”点水,胸脯上沾“三”点水,脚板心沾“三”点水;此外,婴儿落地后剪脐带要预剪“三”次,每次念一句咒语。⑧——如前所述,“三”和“五”都是张五郎的数字符号身份象征!
  
  第五,再从语言学上来印证:人的“头”在甲骨文中即“元”字,“元”的本意是“人头”,《孟子》:“勇士不忘丧其元。”在现代汉语中,仍有“元首”这个词;而“元”又有 “根本”的意思,如,《潜夫论?本训》:“必先原元而本本。”班固《西都赋》:“元元本本,殚见洽闻。”“本”的本义即草木的“根”,《说文》:“木下曰本”。“根”和“本”都是在下面的,这就向我们暗示了人的头也是在下面的。甲骨文“元”字便是由上面一横(疑表示产门),下面一个“下”字构成(表示人头在下)。因此,“元”的含义,也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离开母体时头朝下出来这个人类原初生命印象的记录。所不同的是:倒立张五郎形象用的是一种雕刻造型符号,而“元”用的是一种语言文字符号罢了。
  
  文字学考证
  
  其实,“倒”字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从造字法来分析,“倒”是个形声兼会意字,从“人”,“到”声。“人”和“到”为什么能在意义上组成“倒”字呢?因为人是倒着头生出来的!可见,“倒”字也应是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人类原初生命印象的文字符号记录。
  
  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中,“元”(头)——因为它的最初意义来自人之诞生这种神秘而神圣的生命现象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元”,又指万物之本原——“元极”; 指天地未分前的混沌之气和人的精神、精气——“元气”;指道家所谓的“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元,元之又元,众妙之门。”(《老子?道德经》)
  
  “元”,因其最初的意义指先出来的“人头”,它的含义还有“第一”、“开头”的意思,如新年的第一天称“元旦”,第一个月称“元月”。所以, 在易经哲学中,“元”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那个“一”,也就是易卦的第一根爻——“太极”。这第一根爻的位置应当在哪里呢?根据张五郎头(元)向下的生命符号指向,它应该在最下面!
  
  可见,张五郎的倒立生命符号,标示的正是中国人的原初宇宙观。在中国原始人类的巫术思维中,人们最初就是从这个倒立的视角去把握世界的。由这个倒立的宇宙视角,形成了易卦六爻由下到上倒列排序的基本构架,确立了中国人最早的宇宙(哲学)空间。
  
  正像个体的人的童年对他的一生发展极为重要一样,人类的童年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极为重要的;亦正像个体的人的童年印象在他的记忆中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最终被淡忘一样,中国原始人类的童年记忆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也被人们逐渐遗忘了。然而,童年时期留下的生命印记却是始终存在的,对个人、对人类,都是如此。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张五郎的倒立宇宙视角之谜和易卦卦爻的倒列排序之谜。不唯如此,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还留下了“俯仰天地”( ——先俯后仰,俯观天、仰观地)这样的倒位思维痕迹。这种“倒位思维”往往是在中国人的“正位思维”极不顺畅——人生极不得志的迷惘状态下才会出现的,如官场失意后的陶渊明《读山海经》:“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中国人在“倒位思维”中所产生的快感,正来自童年时期的宇宙空间!《梅山图》
  
  在上文提到的那张《梅山图》中,倒立张五郎撑着一个“离卦”,这无疑在向我们暗示他与易经八卦的组合排列存在着某种关系。在《易经》八卦中,我认为“离卦”应是最初形成的卦象,因为“离卦”由下面一根阳爻,上加一根阴爻,再上覆一根阳爻(一元复始)构成,在《易经》的八个卦象中,是最符合中国原始数理思维规律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规律的一个卦象,应为易卦推演的“根本卦”。在《易经》中,“离卦”这个“根本卦”被称为“南方之卦”,这很可能就是寓意易卦的原始数理思维基础和宇宙观来自在南方!
  
  综上所述,梅山文化中潜藏着一个最古老的原始数码系统,这个系统反映了中国初民从“数”的角度认知世界、把握世界的原初过程。我一直坚持从人类文明起源和中华早期文明流变史的高度来研究梅山文化,今天我更坚定这个观点。种种迹象表明,梅山文化绝非一种仅在湖南土生土长的封闭性地域文化,它曾以湖南为基点,随稻作文化的传播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创造过灿烂的中华远古文明。它是开放性的、超地域的——所以我们在全国很多地方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区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它又是超语言、超民族的——所以很多民族如苗族、瑶族、白族、壮族、土家族、藏族……包括汉族,在各有自己的民族宗教信仰的同时,也都信“梅山”。只有“母源文化”才具有这种生命力、穿透力、涵盖力和影响力!因此,我认为,梅山文化——应是被人们遗忘了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最古老源头。
  
  生态园
  
  新创建的梅山文化生态园,为挖掘和宏扬梅山文化创造纷围
  
  文化意义
  
  梅山文化是发源于湘中的安化县和新化县,流传于湖南全省和西南各省区、辐射到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一种奇特的民族、民间、民俗文化,是中华远古文明和湖湘文化的祖源文化之一,不但保留了丰富的原始文物和人类原始思维特征、行为方式等文化信息,而且其浓郁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以及表现形式的独特性、影响力使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抢救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和旅游经济开发价值。
  
  地点简介
  
  安化县和新化县都地处湖南省中部,属湘中地区,安化县的思游乡是蚩尤的故里,原地名叫蚩尤,由于当地风景秀丽、环境优美,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人们将"蚩尤"改为了"思游", 因蚩尤是与炎帝、黄帝同时代,曾
  
  梅山文化生态园
  
  梅山文化生态园
  
  与黄帝争夺领地的原始部落首领,也是中华民族在梅山及周边地区人民的始祖之一,蚩尤这个地名是古代安化山民为了纪念蚩尤而命名的,那里还保存了一尊蚩尤石雕像。古代梅山的左将军叫扶汉阳,是安化人民为了崇拜的民族英雄,在安化还有一尊扶汉阳的巨幅石雕像,这就是梅山文化的发源地,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当地山民为了挖掘、传播和宏扬梅山文化,在安化离梅城镇20多公里的富溪村的密林幽谷,姚志斌、张清娥夫妇与当地村民自发地建了一座占地2200亩的梅山文化生态园,其内容包括古代梅山各式民俗建筑(土筑楼、吊脚楼、风火山墙楼等)、古代梅山地方民族战争用的土炮楼、打猎用的火铳、弓箭、风火山墙、野猪林、茶馆、客栈、戏楼、梅山古典文化讲习室,梅山历史文物土筑博物馆等,先后吸引了大批国内外大学生到此实习和写生,还有许多国内外文化名人及爱好者前往参观。
  
  由于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和实习价值,先后被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大学、湖南工艺美术大学等五所中外大学挂牌定为实习教育基地,自然成为了集学术研究、文化旅游和实习教育为一体的文化生态基地。新化县也提出了“旅游活县”发展战略,多管齐下,全方位抢救、保护和发掘蚩尤与梅山文化,努力创造条件,抢抓时机申报,由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推荐,经过专家组严格的实地考察和论证,终于喜获两块金字招牌。这两块招牌的授予,特别是“蚩尤故里”的正式认定,又为湖南省增添了闪亮的国字号旅游文化品牌。
  
  梅山文化是亘古至今的文明文化的鲜活体,始终处在人类文明主体的长江流域的河床中心,其文明之源犹如长江奔腾复海,川流不息,亘古长青……梅山文化的内涵决定了梅山文化的原始、广阔、交融、开放的特点,它有一定的地域性,这个地域的狭隘范畴至少也是长江流域中游及以南广大区域,而广义的说是人类文明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空间,这也是我们很难也无从或无需对梅山文化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定义概念的根本原因,这也必然决定我们的研究必须将地域性和广泛性有机结合起来,尤其要走出宋代以来形成的狭小“梅山”空间的地理束缚思维,走向广阔的长江、黄河甚至世界的开放空间;梅山文化是长江流域文明发祥、发展、变化过程的文化浓缩,是一个流变的、动态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走出静止、封闭、单一的状况,把梅山文化放到长江文明、炎黄文明、荆楚文明、湖湘文化的广阔延续的背景中去,用辩证的发展的历史观研究发掘,梅山文化研究必然迎来光明灿烂的前景。[2]
  
  梅山文化的来龙去脉
  
  概念的提出形成
  
  1988年5月在武汉举行的“中国长江文化研究会”上,来自湖南冷水江市的童丛和新化县的周少尧二位学者首次提出了湘中地方自古以来存在的一种神秘古朴的民间原始文明文化形态,称之为“梅山文化”,这个概念当即得到大会的认可,此后逐步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法国巴黎大学华南人类研究所和法国远东学院一些学者在法国图鲁滋一支东南亚移民族裔中发现了一个名《又到梅山36峒游念》的巫教手抄本经,内容是表述瑶人死后灵魂需回梅山认祖归宗,这就追寻到了古梅山的中心地带———湘中,尤其是新化、安化、冷水江、隆回一带。1995年10月,由中法两国学者发起的第一届“梅山文化研讨会”在湖南邵阳市新邵县举办,吹响了海内外梅山文化研究的号角;1997年10月,第二届“梅山文化研讨会”在湖南益阳市安化县举行,研究梅山文化的队伍不断壮大、影响进一步扩大;2003年10月,第三届“梅山文化研讨会”在湖南隆回县举行,梅山文化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扩大,梅山文化的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2006年第四届“梅山文化研讨会”在梅山文化的原生地湖南娄底市新化县召开,将梅山文化的研究推进到更高的实质性的成熟研究阶段。[2]  从此,梅山文化的探讨、研究进行稳定常态深入阶段。
  
  广义与狭隘的梅山
  
  据学者流波研究,“梅山”由“芈(Mi)山”音转而来,“芈山”实指楚人居住之地,而楚人又是炎帝部族和崛起后黄帝部族在长江流域及以南长期融合的结果;楚人是黄帝之后,黄帝居轩辕丘,号轩辕氏,又因国于有熊,多为以熊和罴为图腾的氏族部落,亦称有熊氏;而楚人芈姓熊氏,居住地为芈山,鬻熊之后,历代有三十多位国君以熊为姓……欧洲一带古又是黄帝家族的海外分封之地,这就很好的解释了“阿尔卑斯”名称的来源,“卑斯”就是“芈氏”,因为后来姓、氏不分了,“芈姓熊氏”就成了“芈氏”了,这正是黄帝入主中央帝后父系社会的姓氏变化……故屈原《离骚》开头句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因此,广义的说,“芈山”应是长江流域中游及以南广大地区……到秦汉时,项羽分天下王诸将,自封西楚霸王(西伯),《资治通鉴·汉纪一·太祖高皇帝上之上》:“番(pó,婆)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zhu)。”“番君将梅鋗(xuan)功多,封十万户侯。”梅鋗做为楚越大将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影响至深,被封为“梅王”,留下不少历史痕迹,除湖南的湘中一带外,向周边放射……梅鋗所封之地正是长江流域中游并以南等广大地域,是为古楚芈山所在,“芈”与“梅”音合,正可谓天缘成俗,这片土地便由“芈山”变成“梅山”了,后来这一带的历史当然就记为“梅山”的历史了……汉后,苗瑶等百越民族与中原势力抵御周旋的地带集中到了湖南湘中一,特别是宋时对抗俞演愈烈,于是“梅山”地界概念强烈聚焦到了湘中一带,如《宋史·梅山蛮传》记载的“上下梅山峒蛮,其地千里,东接潭(潭州,今湖南长沙),南接邵(邵州,今湖南邵阳),其西则辰(辰州,今湖南沅陵),其北则鼎(鼎州,今湖南常德)”即今天洞庭湖以南,南岭山脉以北、湘,沅二水之间成西南——东北走向的资水流域——雪峰山区域,土地面积近5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这就是历史上“梅山”湘中狭义地域概念的由来,也有了历史上的开梅置县的强化管理……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蔡煜、章惇开梅山置新化、安化两县之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均有意往这里移民,梅山地区逐渐成为汉、苗、瑶、土家等多民族杂居之地;由于生存空间的相对封闭和族群的相对独立,几千年来,深厚悠远的巫楚文化和历代移民开梅带进来的外地文化不断碰撞、交融、同化,形成了丰富多彩而独具特色的梅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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